oxb 但在司法实践中，规制性征收的司法判断标准却一直混乱不堪，192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马洪案中，仅仅是提出了规制走得过远可以构成一项征收的创设性意见，但却并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参考的司法裁断标准。
但《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第311a 条第1 项后段开始采纳履行不能不影响合同效力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申请义务先于行政审批发生，获得行政审批不是有关申请义务之合同内容的生效条件，应认可该义务发生及履行效力之于行政审批的独立性，未经审批前此类合同已部分生效，而并非全部未生效。
无论行政审批的正当性基础如何，其目的无非在于控制特定权利的变动。换言之，不可抗力应具体地判断，而无法抽象地揭示，某一事故在此情形下可能是不可抗力，在彼情形下却未必如此，一般性地称某种变故为不可抗力并不可取。对于权利转让行为的批准，主要涉及到合同义务能否得到履行，标的权利能否发生变动，与合同行为的效力无关。相应地，审批机关批准控制的是权利变动这一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合同的效力。加之《民法通则》第55 条并未以标的确定和可能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
在当事人未申请场合，尽管为控制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相较于无效合同，司法机关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向其配置了办理申请批准或申请登记的义务，将未依法或依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申请登记视为《合同法》第42 条第（ 三） 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4]对此，司法机关已持明确的否定性立场，但为支持私人自治，妥善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依然采取行政审批的法律意义与权利转让合同效力绑定的立场，以未生效合同说实现行政审批对于权利转让合同效力的控制，即合同效力依存于行政审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合同自批准或登记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未生效。就此而言，可以这样说，社会宪法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
[76]参见前注[65], Luhmann文。当今，如果谁要是还在声称在那些需要宪法化的跨国领域中所存在的不过是宪法空洞性，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经济则与此不同，为了实现自我宪法化，需要来自法律的大量干预—虽然从综合程度来说比不上政治对法律的需求。[15]同时，每个规范都带来了解释困难，而这就会引起冲突。
哈贝马斯在对议会主义进行了基础性的批评之后，呼唤在制度化的政治之外的社会过程中的民主潜力。但是，并非必然会出现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所假设的崩溃，也并非必然迈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现代性铁笼。
这些社会系统的自我限制不会因为功能迫令的原因而自动产生，而是只能作为激烈的宪法战争的结果，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出现。Neil Walker, Post-Constituent Constitu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Martin Loughlin and Neil Walker （eds.），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247-268.[44]参见前注[5]，Huber and Robertson书，第38页。经济中的基本权由此变得更加重要，并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然而，库姆无法解释这些原则是如何正当化其自身的。
在法律性的这一边，经济宪法使得一般法律从高位阶的宪法中分离出来，并根据法律行动是否符合宪法价值和原则而对其做出评判。这不仅涉及时间结构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偶在性以及加速动力学式的终结，这也涉及预先支付、产生增大支付的预期（因此在初始稳定的动力机制中注入了下一个预先支付）以及追逐造成社会性危害的过度趋势。[78]当合法／非法的差异服从于经济宪法的元符码时，法律／经济这个区分就再入（re-entry）到了法律系统中。[69]如果没有针对集体行动者的形式性限制，相对于其他社会权力过程而言的制度化政治封闭性就不可能出现。
禁止商业银行以活期存款信用的形式创造货币，代之以提供基于现有信用储备的贷款。宪法符码把自己的二元性编码操作暴露于这一追加的检测：是否这些操作与社会系统的公共责任原则相一致。
即便对于那些被理解为个人意识现象的情结（complexes）而言，比如意向、策略、兴趣、偏好或者理解等等，也必须根据这些情结是发生在个人意识中还是作为独立于意识之外所展开的沟通过程而加以区分。[86]公共性的精确定义要求，作为限定社会诸部门的一种手段，公／私这个区分应当被解构，同时，在每一个社会部门中加以重建。
Joseph H. Weiler and Marlene Wind （eds.），European Constitutionalism Beyo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就像药品规制方面的立法所提供的惊人案例那样，通过其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法律自身产生了那些激发冲突的情境。这种令人着迷的现象与宪法时刻有什么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当灾难临近的时刻，在社会诸系统（social systems）自我破坏力的强迫性增长与一种不能从外部而是只能通过内部宪法结构（inner constitution）的变化发生作用的新取向之间发现一种关联。究竟哪种自我限制类型可以被选择出来的知识也是无法预先确定的。这一变革限制了随着现代企业结构必然出现的投机性和强迫性增长的趋势。在宪法规制的帮助下，每一个子宪法调整着沟通媒介（权力、金钱、法律或知识）的抽象性，使其成为功能系统内的自主性社会结构。
内生的强迫性增长只会与内生的限制增长的力量搏斗。面对经济组织反复暴露出压制针对企业政策的批评言论的企图，保护经济公民（the economic citizen）基本权的法律发展起来。
新宪治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析，以及经济学家和商务律师们对全球经济新兴制度所进行的长期观察，都表明情况正好与此声称相反：如今，宪法制度已经在跨国领域以惊人的密度建立起来。（三）经济中的政治化相较之下，在社会宪法中，经济自身的政治化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由于它们卷入了政治系统的权力游戏，就与其所许诺的独立的反思性政治出现了矛盾，这与权力分离没有得到充足发展时的政治化宪法法院相似。此外，就其是否达到宪法定义的标准而言，结构耦合尤其需要满足特定密度和持续性的要求。
中央银行对货币创造的垄断性已经由宪法性决定导入进来—货币创造的问题是以国家中央银行创造现金货币的决策的形式来解决的。[104]参见前注[9] , Binswanger书，第147页。以此方式，就塑造出社会的功能分化。以此方式，基于法律对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相互关系的程序性和组织性规范的调整，其在处理经济循环悖论的过程上做出了贡献。
[46]参见前注[19], Thornhill文，第169页。在经济宪法两边中的任何一边，根据其究竟是试图控制经济性的符码操作还是法律性的符码操作，元符码随之产生了不同的意义。
这对于其他社会分支领域的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而言有什么启发？为了制止病态的强迫性增长，借鉴政治之自我限制的历史模型，导致变化的刺激就需要产生持久的反向结构，以便在最微观的毛细血管中对支付循环产生影响。[94]本文这一表述与格林（Grimm）的立场相近。
获得了宪法性支持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支付操作的位阶关系，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根除金融系统瘫痪的可能性。从原则上说，事前预测是不可的。
[89]从宪法理论视角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可参见前注[19],Thornhill文，第188页。纯货币改革瞄准的是经济制度的中心，因为其构造了—或者说宪法化了—经济、经济媒介、货币以及跨国货币流动自身的自我限制机制：其并非意在运用政治力量、法律规制、道德律令、话语说服或公共舆论等等从外部间接调整经济。[41]在欧盟层次上，从一开始就有充分理由让纯货币改革获得制度化。[46]其他的社会子宪法（social sub-constitutions），包括经济、科学、传媒和公共健康等等领域的宪法，通过保障每个相关媒介领域的自治，实现了同样的宪法功能—今天则是发生在全球范围。
[94]在此语境下，伦纳（Renner）建议说，经济宪法不只是被构想为约束经济和法律，还应该是经济、法律和政治之间的三边结构耦合。其还需要通过银行部门的内部科层化（internal hierarchisation）以便获得稳定，并且，这一科层稳定化的获得来自于约束性法律的硬规制。
Gunther Teubner, The Corporate Codes of Multinationals: Company Constitutions Beyo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Determination, in: Rainer Nickel （ed.），Conflict of Laws and Laws of Conflict in Europe and Beyond：Patterns of Supra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Juridification （Oxford: Hart,2009），261-276, 112 f. Kjaer also presumes double reflexivity in his definition of a transnational economic constitution:supra note [59].[65]Niklas Luhmann，Verfassung als evolutionare Errungenschaft, 9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1990），176-220.[66]针对迪特尔?格林（Dieter Grimm）反对跨国宪法主义的观点所做出的回应，可参见Dieter Grimm,Gesellschaftlicher Konstitutionalismus: Eine Kompensation fur den Bedeutungsschwund der Staatsverfassung?,in: Matthias Herdegen，et al. （eds.），Staatsrecht und Politik. Festschrift fur Roman Herzog zum 75. Geburtstag （Munchen, 2009），67-81.[67]这里，一阶规范和二阶规范的含义来自于Herbert L. A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1961），77 ff.[68]对跨国领域中社会宪法发展状况的观察，参见Gralf-Peter Calliess and Peer Zurnbansen, Roug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Private Law （Oxford: Hart, 2010）。在本文语境中，这一主题被用于指明，不同的社会系统都在运用宪法词汇，同时，又赋予这些词汇以不同的含义。
系统理论分析可以在这一任务上帮助我们。金融制度自身就像国家、经济和社会一样破绽百出。
